财经>财经要闻

日本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

2019-08-20

明治维新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变革,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,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。他一生不入官场,“自己走自己的路,绝不依靠政府,也不拜托官员” 。他说,自己该做的事情是“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,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”。福泽谕吉翻译和写作了一系列著作,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,提倡自由平等、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。他提出“天不生人上之人,也不生人下之人”、“一人之自由独立,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”等主张,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。他的著作也不胫而走,启蒙了无数民众。

福泽谕吉还创办庆应大学,培养了无数具有新思想的人才。他创办报纸,秉持“独立不羁”的办报方针,撰写社论,引导舆论,启蒙大众。他还参与创办启蒙的学术团体“明六社”,和一批思想、立场相同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一起,以“开启民智”、“文明开化”为己任,通过其机关刊物《明六杂志》引进欧美学说,向国民传播新知识、新思想。

没有思想解放,一场改革就不可能走多远。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,承担起启蒙的时代重任,破除旧思想、旧观念,学习和引进新文明,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,为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反观清王朝,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少之又少,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。一直到19世纪末,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是死水一潭,知识分子们仍然埋首于四书五经,不想、不愿也不敢接受新思想。

可是,1880年代以后,从宫廷到精英阶层,日本的反启蒙力量开始抬头。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时开始迷失方向,甚至成为思想的“变节者”。他们质疑“求知识于世界”的改革开放精神,鄙夷欧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,主张日本应该保持自己的“特色”,自强自立。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:不再追求普世价值,而是强调“特殊国情”,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。

福泽谕吉的朋友、“明六社”创办人之一的森有礼就是这样的人。森有礼在欧美国留学工作多年,曾经是日本激进的“文明开化”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。可是,在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后,森有礼却倒向了保守主义,认为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,不能动摇,教育要坚持和维护传统价值观。在森有礼看来,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,而是为了国家。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,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“尊王爱国”的忠顺臣民。在他的主导下,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体制遭到彻底否定,转而为国家、为政权服务。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,发展到最后一定会抗拒和敌视现代文明,将国家引向保守和反动。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,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,教育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。

就像历史学家雷颐说,“从著名的启蒙先锋、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、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,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,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。”

责任编辑:盖瑙妇